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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多家健身房恢复满员状态 阳康初期勿疲劳健身******

　　北京多家健身房恢复满员状态！提醒：阳康初期勿疲劳健身

　　慢跑、轻有氧、循序渐进的力量训练……随着越来越多的健身爱好者重启锻炼，健身房里的热闹劲回来了。记者近日走访了北京多家健身房，发现许多健身机构的操课都恢复满员状态，器械和有氧运动区域不再空置，一些健身房里的器械甚至出现了要排队等待使用的情况。

　　扎高马尾辫，佩戴好健身手套，“阳康”已3周的白领肖女士，自上周便开始尝试恢复力量训练。在乐刻运动宋家庄店，她取出一根杠铃并熟练地安装上了铁片，伴随着一口深呼吸，她缓缓将杠铃从脚踝提至髋部，如此循环反复。肖女士告诉记者：“最近来健身房的人越来越多了，有时候碰上高峰期，使用卧推架、龙门架等器械还得排队呢。”

　　1月8日下午6点，除了肖女士外，乐刻运动宋家庄店的健身房内还有将近20名会员正进行训练。在器械区，有人双手托举着哑铃训练手臂肌肉，有人正借助器材进行深蹲锻炼；在有氧运动区，跑步机上挥汗如雨的年轻人也不少。要数最“燃”的区域，还得是操课教室。伴随着动感的灯光、充满节奏感的音乐，10余名学员跟随教练尽情舞蹈。“操课特别火，下周三的课程都已经约满了。”学员王女士说，她自从“阳康”后，便保持着一周2至3次的操课训练。为了照顾大家的身体状况，很多课程还降低了强度，上课时老师也会随时提醒大家适当休息。

　　乐刻运动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元旦后，乐刻门店的客流开始逐步恢复，总体客流量已恢复至40%至50%。目前，乐刻在北京的所有门店已经实现100%恢复运营。

　　记者注意到，不仅是乐刻运动，Keepland、超级猩猩等连锁健身房的操课均出现了满员情况。市民龙先生告诉记者，周末本想预约超级猩猩国贸店本周一的塑形杠铃操，却发现早已约满。1月8日中午12点，记者在Keepland蒲黄榆新城广场店也看到，一节将近20人的操课已经满员，学员们在教练的示范下练习尊巴，尽情挥洒汗水。“今天一下午的操课都已经约满了。”学员胡女士说。

　　“目前，大部分教练和用户还处于‘阳康’后的恢复期，我们对运动安全和康复需求十分重视。”Keepland相关负责人表示，各门店将合理安排课程强度、密度和难度，匹配顾客“阳康”后循序渐进恢复锻炼的需求。目前，北京已有26家Keepland门店营业，其余门店也在逐步恢复中。同时，乐刻运动的相关负责人也提醒“阳康”后的市民朋友，初期应以低强度的恢复性训练为主，训练期间，需要关注自己的心率、呼吸等身体情况的变化；训练结束后，要注意休息和营养的补充，切勿疲劳健身。(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 鹿杨)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